(17)这种模型的具体内涵就是几何理性和数学论证，其外延则是三段论推理和科学论据的论证。

从亚里士多德的两大特征至戴雪的三项原则、富勒的八项原则、菲尼斯的八项原则、罗尔斯的三个准则、拉兹的八项原则、所罗姆的七项原则以及纽曼的三项原则，〔36〕林林总总，不一而足，这些学说和理论虽然从特定的偏好和取向出发概括了法治的某些性状和特征，但都没有能够圆满地描绘出一个具有充分说服力和普适意义的法治形象。因此，在法学理论界建立起对中国法治基本问题的广泛共识，或许是当下我国法治意识形态建设工作一个较为现实的着眼点与切入点。

与之相联系，西方国家的法治常常被人们认知为自由主义法治理论的现实形态或实践样本。更为重要的是，我国法学理论界对我国法治现实以及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某些分歧性认识本身就是构成当下我国法治意识形态复杂性的一个因素。〔53〕［美］弗雷德里克?绍尔：《法律移植的政治学与动机》，彭小龙译，载前引〔47〕，阿雅尼等编书。参见［美］约翰?道森：《法官的任务》，载［美］哈罗德?伯尔曼编：《美国法律讲话》，陈若桓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20页以下。概括地说，中国特色法治话语体系的构建过程，也就是以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为基础，全面塑造属于中国自己的法治理论和法治知识体系的过程。

〔74〕参见张广兴等：《中国法学研究之转型》，《法学研究》2011年第6期。进入专题： 法治意识形态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 法治话语体系 法学理论 。而苏联党国整合宪政模式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强调国家与社会、法律与道德、政党与国家的紧密结合。

（三）第三条道路：用法治完善党国关系 经过了对苏联党国模式的第二次背离和对文化大革命的总体反思，中国共产党面临的问题就是恢复被群众运动砸碎了的国家机器和官僚秩序，因此党国体制的改革和调整所要做的工作是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如果我们对国家宪法的理解不再局限于名之为宪法的文本，那就不难发现，和1982年《宪法》一样，《中国共产党章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等党的规范，香港、澳门基本法等宪法性文件，国家领导体制采取三位一体和代际更替的宪法惯例，两个积极性、民主集中制一类的宪法学说和宪法原则等等，都是构成中国宪政秩序的规范性渊源。党中央向全国人大提出宪法修改建议，依照宪法规定的程序进行宪法修改。（二）法律多元主义对国家法中心主义的批判 如上所述，党法关系之所以成为一个难解的问题，根本在于我们未能在理论和实践上排除国家法中心主义的消极影响，依然以西方国家法中心主义的形式法治观作为我们进行法治建设的蓝本。

因此，国家宪法的权威地位特别需要由党章的权威地位来保障。对于这个发生在多元一体法治共和国中的内在问题，必须在党国互动体制中寻求解决的办法。

《决定》明确提出凡立法涉及重大体制和重大政策调整的，必须报党中央讨论决定。清末开始的大规模法律移植，彻底摧毁了中国礼法合一的法律多元主义传统。宪法序言中使用了确认和规定两个不同的概念。这就意味着需要按照三中全会提出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按照四中全会依法治国、依宪治国的精神，充分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逻辑，着眼于顶层设计，思考如何建立专门运用党章和宪法这两个根本法来处理党和国家关系的制度和运作机制，这无疑是当前完善党国宪政体制的迫切任务。

这种体制首先要求政治与宗教相分离、法律与道德相分离、国家与社会相分离。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将法治中国纳入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总体战略目标之中。这样的长远目标显然无法写在国家宪法之中，因为从党的最高理想看，国家和宪法都是历史性的临时存在。特别是法院秉持的不再是传统的法律教义学或法律形式主义，而是日益变成了公共政策的法院，甚至是政治的法院。

法的概念有广义、狭义之分。而目前我们的宪法之所以相对保持稳定，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党章以及党的政治哲学相对保持稳定。

由此，人类历史上的法治观其实也可以相应地划分为两种：其一就是对法作狭义理解的国家法中心主义的法治观。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党国宪政体制 要准确理解党章与宪法、政党与国家的关系，必须理解我国宪政体制围绕党的领导制度形成了中国特色的党国宪政体制。

其次，推进依法治国并不是用法律权威来取代政策权威，而是同时发挥政策和法律这两种不同规范的积极性，并且做到政策和法律相互协调。作为这个中介环节，宪法以序言上承作为国家立国根本的政治哲学和价值追求，以正文规定具体的宪法制度与宪法规则，下接其他国家法律规范。换言之，国家机器在政治中始终处于主导地位，法治的最高权威就在于捍卫国家作为官僚机器的运作，而党只有通过选举才能进入国家机器来临时性地领导国家。国家法只是法的类型之一。如果法律修改或者立法触及到了重大政策，且有可能与现行的重大政策发生冲突，那么必须要将相关问题提交重大政策的制定者党中央批准。党要扎根于社会，但不能借助社会的力量来摧毁国家法律机器。

因此，程序正义、权利保护、权力制衡、有限政府等观念都成为现代西方法治观的核心内容，国家法中心主义也成为其基本立场。（三）高级法：党章在中国宪法体系中的重要地位 法治的权威在于宪法作为一种高级法，实现了从 价值规范或政治原则向法律事实或法律规则的过渡。

因而，党国宪政体制并非贬义词，而是一个中性词，关键在于党是什么样的党，国是什么样的国，党如何领导国，党和国的关系究竟是什么，这些问题是建立稳定宪政体制的关键所在。俄国共产党依靠集中在大城市的工人阶级队伍，通过暴动迅速掌握国家机器并由此来统治整个社会。

在此，党本身具有两个形象：其一是作为人民在日常政治生活中的常在代表，由此，法大而非党大，党必须遵守人民所制定的宪法和法律，因此党章中明确规定党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如果说中国宪法的灵魂就是宪法序言中已经充分表达的党领导人民建设社会主义这个基本政治原则，那么究竟什么是社会主义、党如何领导国家、如何领导人民建设社会主义，党对宪法和法律的态度和立场等，所有这些内容都不是宪法所能够规定的，而这些内容都是由党章规定的。

二、多元一体的法治共和国 （一）国家法中心主义对中国法治实践的影响 晚清以来，中国法治进程一直受到西方法治模式的极大影响。相反，党始终保持独立于国家的权威。这就意味着《决定》试图坚持法律多元主义法治观，在法律规范体系、法律实施主体、法律实施环节和法律文化传统等方面，建构多元主义的法治格局。而这个最大的实际就是中国法治建设中存在着移植而来的国家法律体系、本土传统习惯法和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及党内法规等等法律多元主义的规范性要素，进而已经形成了党领导国家的宪政体制，形成了政策与法律互动的法律多元主义格局。

国家法中心主义所谓的法仅仅是狭义上的法，即国家法。进而，党大与法大的讨论实际上涉及了党和人民的关系问题。

四、党章与宪法：党的领导与依法治国的辩证统一 四中全会《决定》将党的领导和党规党法纳入到中国法治建设蓝图中，必然涉及党规与国法的关系。中国共产党批判苏联共产党背离了马克思主义，这些批判最终集中在苏联共产党丧失了革命性、先进性、特殊的伦理要求和超验的道义使命，在党国整合宪政体制中，苏联党加速蜕变为依附于国家机器的官僚利益集团。

2014年下半年，修远基金会邀请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强世功共同展开课题研究，试图从现代法理学、中国特色党国宪政体制、党章与宪法的辩证关系等三个方面，从理论上回答上述重大问题。比如，古罗马帝国即使在对罗马法进行了法典化编纂之后，依然保持着皇帝敕令、元老院法律、裁判官法以及习惯法的法律多元主义传统。

事实上，中国的党国宪政体制恰恰回应了古典宪政秩序向现代宪政秩序转变的历史性难题，不仅要以党建国，而且要以党治国。为此，邓小平提出了党和国家关系的改革，即重建被党摧毁的国家机器，让党适度地退出国家治理的范围，从而在党和国家之间进行适度的分权，以便发挥国家官僚机器的理性化治理能力。（一）党国宪制的两种模式 西方国家普遍采取党国分离体制。这种成文宪法观秉承了国家法中心主义的理论视角，忽略了法律多元主义的角度。

中国党国体制的调整和完善尤其注意充分发挥法治的作用，大规模地学习和借鉴西方党国分立宪政体制中的积极有益的要素，尤其是市场经济、权利保护、有限政府和法治国家等，从而致力于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在实践层面体现为，党章的变化或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变化，不断推动宪法的变化，因为宪法序言中明确规定党在各项事业中的领导地位，从而为宪法的变化引入了推动力量，防止国家法治陷入官僚化、程序化的因循守旧而导致国家发展停滞不前。

这就意味着党带领人民最终要从社会主义国家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由于受这种西方法律思维的影响，《决定》并没有独立地将政策纳入到法治多元体系中。

由此，在党国动态平衡体制中，党一方面独立于国家，但另一方面又整合在国家之中。但是，这场批判的积极意义在于使得党对于国家官僚机器和围绕官僚集体形成的利益集团始终保持警惕，从而成功地避免了共产党在一党执政之后堕落为官僚利益集团的新阶级陷阱。